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“数字藏经洞”的横空出世、惊艳众人，绝非偶然。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，它其实基于“数字敦煌”30多年来的厚积薄发。再往前回溯，是近80年前敦煌研究院创始之时，就致力于保护敦煌文物、传扬敦煌文化的赤诚“初心”。

(相关资料图)

敦煌莫高窟，开凿在大漠深处几乎垂直的砾岩峭壁上，横亘1600余米，任烈日炙烤，风沙磨砺。这是集建筑、雕塑、壁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宝库，其历史绵延之长、数量之多且自成体系，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可能都绝无仅有。守卫这片恢弘的文化遗产，一代代敦煌人，是在与时间赛跑。甚至于，这场赛跑有些“悲壮”。诚如“敦煌女儿”樊锦诗曾感叹的：“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毁损，我们这些人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，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，再长久一些。”

充满敬畏的临摹，让敦煌文化有了被真切感知与向外传播的可能

1600多年前，五胡十六国的纷争，搅乱了中国北方。僧人乐僔西行，途径敦煌之时，忽而看见三危山峰顶闪现熠熠金光，顿感身心安宁下来。于是，他不再行走，决定在三危山对面的崖壁上，开凿洞窟，修行礼佛。从此，莫高窟有了第一个洞窟，而后，千年不绝的洞窟营造有了起点。

1900年，自王道士无意间开启藏经洞宝藏起，敦煌莫高窟让更多人受到感召的，其实不是佛光，更是文化遗产超越时空、经久不衰的魅力。

那是精神磁场一般的所在。只因在塞纳河畔旧书摊上对伯希和《敦煌石窟图录》的一瞥，日后有“敦煌守护神”之称的常书鸿，毅然从“世界艺术之都”法国巴黎回到千里之外的祖国，并坚定地意欲奔赴黄沙蔽天的敦煌。1943年早春，常书鸿与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（敦煌研究院的前身）的先遣人员一行六人，是骑着骆驼，在流沙中踏着一个个莲花瓣般的蹄印，抵达敦煌的，俨然中世纪的苦行僧。

早年，敦煌人用手绘临摹的方式，留存莫高窟壁画的面貌，追寻敦煌艺术的神韵。并且，立下如是“规矩”：在窟内临摹，不能损坏文物。就这样，常书鸿、常沙娜、段文杰、李浴、董希文、潘絜兹等一批前辈们，一改用透明纸蒙在洞窟原作上进行临摹的所谓“印稿法”，对墙写生，勾线敷色，一笔一划间充满敬畏。

敦煌很远，能一睹其艺术真容者，寥寥无几。而当有了临摹精品，敦煌文化也便有了被真切感知与向外传播的可能。

1948年，敦煌艺术研究所将600多幅临摹作品带到南京、上海等地举办“敦煌艺展”，相当轰动。这些作品包括历代壁画、藻井、龛楣、佛光、莲座、边饰、伎乐、舟车、山水、手足、动物、飞天、花砖、建筑、服饰等丰富种类。展出不久，敦煌图案的独特风格与样式甚至在上海新出品的轻工业品中，有了迅速反映。1951年春夏，开在故宫午门城楼的敦煌文物展览会，更是敦煌壁画临本首次在北京集中展示。彼时，敦煌艺术研究所升级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不久，几乎全员赴京布展，带来的展品中仅壁画临本即多达近千幅。这一展览不仅成为备受大众瞩目的现象级展览，也极大地推动了敦煌艺术的研究。

敦煌洞窟的毁损不可逆转。事实证明，以临摹作为抢救的重要方式之一，是颇有先见之明的。段文杰1950年代临摹莫高窟第130窟的《都督夫人礼佛图》时，这幅壁画已有一定程度的破损，然其重要特质依旧能够辨认。当时他结合文献的研究考证，花去一年多的时间对此画进行复原性临摹，得以复活壁上雍容富丽的唐代“丽人行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幅壁画原作由于自然原因彻底消失了，段文杰的复原临本早已成为后世学者从事研究的重要依据。

边采集边应用，厚积薄发的“数字敦煌”展开充满想象力的文化应用

保护与研究敦煌文化，可谓敦煌研究院一代代学者们的第一要义。人们同样可以发现，多少年来，在传播敦煌文化上，他们的不遗余力、与时俱进。是保护与研究的初衷，让传播有了新的可能；日后出圈的传播，又使得保护与研究如虎添翼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在对敦煌石窟进行“科学记录档案”编制过程中，樊锦诗意识到，照片和录像无法长久保存历史信息，建立能长期保存洞窟文物真实信息的档案刻不容缓。她进而发现，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数字储存，可以使敦煌壁画、彩塑艺术的历史信息永远“保真”。“数字敦煌”由此“云”上启程，成为全球最早通过数字化应用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的典范之一。

在自传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一书中，樊锦诗坦言，敦煌莫高窟壁画数字化试验开始的初步效果，及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的“世界记忆工程”，促使自己认识到敦煌石窟数字化，不仅要永远保存敦煌石窟艺术的历史信息，而且还要用于为公众享受文化遗产。于是，她提出“永久保存、永续利用”莫高窟的想法。应该说，“数字敦煌”历史信息保存和利用理念的最终形成，是莫高窟保护发展理念跟随科技发展步伐的结果。

为每一个洞窟、每一幅壁画、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，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工程。仅莫高窟第61窟西壁长13.4米、高5.8米的一幅壁画，用以拼接的高解析度数位影像图就多达4821张。完成一个80到100平方米中型洞窟的数字化，大约需要10人一组工作3个月。因而，“数字敦煌”的推进，细水长流，至今耗时30余年。

据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透露，目前该院已完成近300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。这是一个“边采集边应用”的过程，为数字时代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生成了宝贵的资源。除了考古研究、文物保护等很多基础素材受惠于此，大众也正共享这份“红利”。

不时于全国甚至全球举办的敦煌文化展，即得益于“数字敦煌”的成果。正于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的“文明的印记——敦煌艺术大展”，一口气将八座不同时期的超大精品复制洞窟“搬”进展厅，其中包括被称为“中国万神殿”的莫高窟西魏第285窟、有着最美菩萨塑像群组的莫高窟盛唐第45窟等，即便亲赴莫高窟也未必有缘看到。亮相苏州博物馆西馆的“此心归处——敦煌艺术临摹与精神传承艺术展”，带来了1:1数字化、高保真的莫高窟第275窟复制窟，这是莫高窟现存时代最早的洞窟之一，也是北凉三窟中最大的洞窟。“敦煌风”新近还刮到了澳门渔人码头里斯本馆，在“敦煌不再遥远”数字敦煌展中，能感受莫高窟第3窟“迎面而来”，窟内南北壁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精湛的线描艺术纤毫毕现。

而对于2014年之后到访敦煌的游客来说，实地参观莫高窟之前，于数字展示中心观赏电影《梦幻佛宫》的体验，让人心潮澎湃，永生难忘。18米直径、500平方米超大球形荧幕，鱼眼镜头拍摄的180度超视角实景，8K超高清画质，以及全方位立体声的音响效果，使观众恍若游历于一个个璀璨绚丽、如梦似幻的经典洞窟，近距离感受人物目光中凝结的慈悲、唇角边泛起的笑意。这一全球首个实景再现石窟的球幕电影，同样孕育自“数字敦煌”，由近百人的专业团队与制作团队耗时四年多完成。并且，它创新了洞窟游览叠加高科技数字游览的文旅体验，既减轻了洞窟压力以包括窟中文物，又以炫酷视听充实着大众的文化艺术知识，实现了文物保护与开放利用的双赢。

在保护上坚定，在研究上严谨，惟独在弘扬上不设限，为传统文化破壁、出圈撬动更多可能

最近几年，“数字敦煌”更让敦煌文化的传播迎来“爆点”，在电子屏幕尤其是手机屏幕上“火”起来、“活”起来。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，将数字文化带到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新阶段。

仅敦煌研究院与互联网头部企业腾讯的携手，就已长达六年。双方的碰撞逐步深入、渐成体系，创意产品不断迭代升级。

学术与科技的一系列初阶合作，聚焦于以数字手段活化、转译敦煌文化之美，构建敦煌初步视觉印象。手游《王者荣耀》中的敦煌系列皮肤以及可以DIY的“敦煌诗巾”，均可谓其中的代表。前者从“杨玉环·遇见飞天”“瑶·遇见神鹿”到“貂蝉·遇见胡旋”，惊艳众人；后者鼓励用户自己选择、组合源于敦煌八大主题元素、200多个壁画细节元素，设计专属丝巾，有趣之余，还带动相关产业发展。

被视为双方合作标志性成果的，是2020年新春“云游敦煌”小程序的上线，一举打开敦煌文化在移动端的重要窗口。上线第一天，该小程序访问量即突破200万人次，并且每五位访问首页的用户，就有一位在朋友圈分享。至今，其总访问量超过7000万人次。为动画剧配音、给壁画填色、抽取每日画语等小程序里的一大波“操作”，无不强烈激起大众的代入感与参与性。一年后，升级的“点亮莫高窟”功能，借助移动数字技术和区块链技术，与用户共同首次在线上重现一千年前莫高窟岁时燃灯的夜景，那“一川星悬”的盛大恢弘场面，让太多人留言“想去守护它”。

2022年6月，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合成立文化遗产数字创意技术联合实验室，似乎水到渠成。近日亮相的“数字藏经洞”正是该实验室首批合作项目。游戏技术和游戏叙事的系统引入，让此次文化遗产传播，呈现出以沉浸式、参与式交互体验为特点的全新数字化形态，相较之前以图片、视频和网站为主的平面数字化形态，到具有3D、立体展示效果的三维数字化形态，再次迈出一大步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“数字藏经洞”的推进过程中，敦煌研究院几乎举全院青年学者之力，覆盖文献、艺术、考古、建筑、音乐、数字化等各个领域。而其故事底本，则源自赵声良主编的12册《写给青少年的敦煌故事》中《密室宝藏》一册。这也让人们看到，新技术持续驱动着文博事业的发展，自然为传统文化的破壁、出圈之路撬动了更多可能；但此次文化故事能借助游戏叙事被再度激活，其先决条件是学术成果的普及性转化。

让浩瀚的敦煌学从艰深晦涩到为“Z世代”共情，敦煌研究院一直在默默蓄力。今年“世界读书日”揭晓的2022年度“中国好书”中，就有赵声良主编、杜鹃等著的通俗读物《敦煌岁时节令》。清明游春，夏至祈雨，处暑纳凉，小雪饮酒，编者以对于敦煌古代风土人情、生活图景的重现，使古老的、看似遥远的敦煌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。《写给青少年的敦煌故事》，更是从敦煌历史、石窟营建一直讲到壁画、彩塑、乐舞、文献，乃至文物的流散、敦煌文化的传承与弘扬，图文并茂地为青少年勾勒出完整的敦煌轮廓。

明年，敦煌研究院将迎来80周年。“近80年来，我们无论在学术还是技术上都不断有所创新，但有些东西从来不曾改变，首要便是做好保护。”苏伯民说，经历千余年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影响与破坏，敦煌壁画已相当脆弱，且随岁月的推进损耗难免，但令人欣慰的是，这些年对于保护技术的不断研究和研发，使得壁画整体处在较好的保护状态。

在苏伯民看来，我国有着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五千年文明，有着足以让每一位中华儿女自豪的丰富文化遗产，却可惜很多人对其了解的深度和广度有限，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。他意识到，Z世代接触信息的手段主要通过手机和互联网，只有通过传播方式的创新，让更多珍贵文物的价值更有效地触达包括Z世代在内的广阔人群。“不断将保护做好，不断通过研究将敦煌的文化价值发掘出来，再通过最新的技术将其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。这是我们未来的责任与使命。”苏伯民说。

敦煌莫高窟的保护、研究和弘扬，挑战诸多，征途漫漫，不是几代人、几十年就能完成的。就拿全球敦煌文献资源共享平台“敦煌遗书数据库”来说，其建设已历时十年。目前上线具有代表性的敦煌文献685件，可检索，可图文对照，今年计划上新汉文、藏文敦煌文献各500条。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坦言，6万多件敦煌文献未来会百分百数字化，“不知道退休之前能不能完成，但我们会尽力。”

“我们现在的年轻同事挺多，愿意来的人也挺多。”赵晓星透露。她同时又坦言，敦煌研究永远缺人，毕竟敦煌学有“冷门绝学”之称，专业素养匹配工作需求的人才是有限的。她还特别希望向全球有志青年喊话：“我们不是仅闭塞在敦煌，兰州也有分部。我们的国际合作很多，非常注重国际化。”

在保护上坚定，在研究上严谨，惟独在弘扬上，敦煌人是不设限的，只为敦煌文化华光永续，人类的艺术瑰宝能让后世骄傲地感知、共享，进而转化成创新的动力。

标签：